姑姑小说

详细内容

篇一:《小说的主人公思嘉》

小说的主人公思嘉·奥哈拉是美国佐治亚州一位富足且颇有地位的种植园主的女儿。父亲杰拉尔德是爱尔兰的移民。刚到佐治亚州时，杰拉尔德身无分文，靠赌博赢得了塔罗庄园的所有权。于是就开始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创业，编织着他的美国之梦。直到43岁的时候，他才和芳龄15的埃伦——一个东海岸法国移民的女儿——结了婚。杰拉尔德心地善良，但脾气暴躁，而年轻的妻子则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严格的道德观念。她亲手操持着整个庄园的日常事务，甚至还为庄园里的黑奴看病，接生。因此，夫妇俩受到周围白人庄园主的尊敬，也深得黑人奴隶的爱戴。女儿斯卡雷特在这种环境中慢慢长大了。

1861年4月，美国南北两方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佐治亚州的男人们都在议论这场无法避免的战争。

但是，16岁的思嘉·奥哈拉（Scarlett·O'Hara）对此毫无兴趣。她心里想的除舞会、郊游之外，还有那群围着她转的崇拜者。当她听说第二天的野外宴会上，艾希礼·威尔克斯将宣布与媚兰订婚时，她心里不觉一震。她一直喜欢艾希礼的绅士风度与他英俊的外表，而且认为自己无论哪方面都比媚兰要强得多，以自己的魅力，肯定能说服艾希礼和她一起私奔。但被艾希礼婉言拒绝。思嘉觉得自己被艾希礼“抛弃”了。她气急败坏地打了艾希礼一记耳光，还在艾希礼离开后摔了一只花瓶。谁知，那位瑞德巴特勒却一直在听壁脚，当思嘉指责他不是个绅士时，他反唇讥讽思嘉不是个淑女。

《飘》战争的消息传来，当天晚上的舞会也随之取消。思嘉突然决定和查尔斯结婚，因为这样可以挽回自己的面子，也可以刺激一下艾希礼和自己的追求者。就这样，任性的思嘉在两周之后就作了查尔斯的妻子。两个月后，查尔斯病死在前方，思嘉突然变成了寡妇。因为不爱查尔斯，所以对于查尔斯的死她并不感到忧伤，甚至庆幸。

但寡妇的生活使生性活泼的思嘉难以忍受。这时，艾希礼也上了前线，其妻媚兰从亚特兰大来信，邀请她来查尔斯的姑姑家暂住一时，思嘉便离开了塔拉庄园，来到亚特兰大。

环境的改变使思嘉的心境稍稍有好转。随着战事越来越吃紧，亚特兰大的妇女们都被动员起来，到当地医院护理从前方运回来的伤病员，还要为南方邦联的军队缝制军需品。但是，由于思嘉新寡，所以不能参加为出征军人举办的舞会和晚会。

64年夏天北军直逼亚特兰大——南方邦联的首府。城市被围，查尔斯的姑姑和城里许多人家都逃离了亚特兰大，思嘉接到父亲的信，得知母亲和两个妹妹都生了重病，她一心只想回家。但因媚兰即将临盆，思嘉顾及到艾希礼的托付，只好留下来守在她的身边。其间，瑞德曾登门拜访，并要思嘉做他的情妇，遭到了思嘉的拒绝。

65年4月南方邦联军投降，战争终于结束了。许多南方人都在为他们的失败而痛哭流涕。而在思嘉的脑海里，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住塔拉庄园。

战争结束后，每天都有一些士兵路过塔拉庄园返回他们的故乡。有一天，思嘉她们发现门口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年轻人，便把他救起。在大家的照料下，这个名叫威尔的年轻人逐渐恢复了健康。威尔无家可归，便在塔拉住下来，并慢慢地担负起了庄园的许多管理事务。艾希礼终于活着回来了。他衣衫褴褛，形容憔悴，原有的那种高贵气质己消失殆尽。第二年春天，新政府命令塔拉庄园限期交纳新附加税，否则就要拍卖庄园来抵税。原来，几年前因过失而被塔拉庄园赶走的管家乔纳斯当上了新成立的解放黑奴委员会的头头。他企图侵吞塔拉庄园，故而想出了迫缴附加税的主意。思嘉和威尔一筹莫展，思嘉希望艾希礼能帮他们想点办法，但艾希礼的懦弱无能使他们失望。{姑姑小说}.

绝望中，思嘉突然想起了瑞德。如果瑞德肯拿出钱来保住塔拉庄园，思嘉情愿嫁给他，或作他的情妇。思嘉与家人用母亲爱伦的苔绿色天鹅绒窗帘做了一条新裙子，第二天，思嘉穿着新裙子在嬷嬷的陪同下就来到了亚特兰大寻找瑞德，这时才知道，瑞德因涉嫌侵吞南方邦联的大笔资金已锒铛入狱。情绪沮丧的思嘉无意中遇见了妹妹苏伦的未婚夫弗兰克·肯尼迪。他已是一家商店的老板，手头有一笔钱。思嘉明白苏伦渴慕以前的富贵生活而且自私，如果苏伦与弗兰克结婚，她是绝不会用钱拯救塔拉庄园。于是思嘉谎称苏伦将与托·方丹结婚，然后轻而易举地使弗兰克投入了自己的怀抱。两周后，他俩便结了婚。塔拉庄园得救了！但不久发现，弗兰克并没有什么商业头脑，而且对别人的劝告充耳不闻，因此生意经营得很不好。这时，瑞德通过各种私人关系，得以获释。他借给思嘉一笔钱，思嘉便背着弗兰克买下了一个倒闭了的木材加工厂，自己独自经营起来。一个女人经商，而且也像男人一样赚钱，这在亚特兰大是前所未有的。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她不法经营，令弗兰克颜面丧尽。思嘉怀孕了。她想在生产前多赚一些钱，以备急需，于是买下了第二个木材厂。在这段时间里，思嘉每天自己驾车往返于木材厂之间，除瑞德外没有任何朋友。一天，瑞德劝她路上要小心一些，暗示如果遭到黑人袭击，三K党将会为她进行报复。而当时亚特兰大执行“重建法案”的军管政府则正在盘算着如何把三K党和所有涉嫌的南方人一网打尽。

六月思嘉赶回塔拉庄园参加她父亲的葬礼。葬礼之后，思嘉全家，包括艾希礼、媚兰、威尔等搬到了亚特兰大，买了一幢破旧的房子住了下来。善良正直的媚兰很快在妇女界赢得了信任，成了一位极受尊重的人物。而艾希礼虽然受思嘉之托，管理一个木材厂，但经营得很糟糕。

她开始奔波于两个木材厂之间。此时亚特兰大的治安状况不断恶化。1867年3月的一个晚上，思嘉在驾车回家的路上受到了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的袭击。由于黑奴萨姆的保护，她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当天夜里，三K党出击了，但他们却陷入了军队设下的圈套。在交火中，弗兰克被打死，艾希礼受了伤。由于瑞德的出谋划策，才救了其他一批参加三K党行动的白人{姑姑小说}.

几个月之后不顾亲友的劝阻和反对，思嘉和瑞德结了婚。1871年圣诞节，州政府的大权终于又回到了南方人的手里。邦妮非常漂亮，在邦妮身上瑞德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瑞德之所以努力改变自己在亚特兰大居民眼中的形象，完全是为了树立邦妮今后在亚特兰大的地位。思嘉对艾希礼仍然旧情不忘。艾希礼生日那天的下午，在木材厂，思嘉和艾希礼谈得很投机。他们一起回忆了那个野外宴会。这件事很快被瑞德和媚兰知道了。几天以后，瑞德带上邦妮出远门去了。他走后，思嘉马上去找媚兰，想向她坦露自己的过错。但媚兰止住了她，她再三强调只有思嘉才是她最亲的亲人。媚兰迫使大家都相信思嘉，并坚定不移地保护思嘉。不久，思嘉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时她开始想念瑞德，盼望他早点回来。瑞德到家的那一天，思嘉特意在楼梯口迎接。本想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他，但一看到他那副冷嘲热讽的神气，思嘉就气不过来。结果失足，跌下楼梯，折断了肋骨。

身体素来羸弱的媚兰不听医生的劝告又一次怀孕。怀孕后她的身体迅速恶化。临终前，她把照看艾希礼的重担交给了思嘉。这时，思嘉突然意识到，一向瘦弱的媚兰实际上是保护她的宝剑和盾牌，而她也第一次认识到，她爱媚兰。

媚兰去世了艾希礼就好像失去了主心骨，像个小孩子一样，他比思嘉更感到害怕。也只有这时，思嘉才明白，她并不爱艾希礼，她对艾希礼特殊的感情只因为他没像其它男人一样迷上自己。从此她生活中的两大精神支柱消失了。

在浓雾中，思嘉拼命往家里跑，雾中的她好像又重温着多年前一直困扰着她的一个噩梦。终于，她看见自己住宅的灯光，霎那间她觉得自己看到了希望，因为世界上还有瑞德，而她真心爱的就是瑞德！{姑姑小说}.

但是，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瑞德已经对思嘉失望，决定弃家出走，离开思嘉。此时此刻，对于思嘉来说，生活中的一切光亮都消失了。她只有回到塔拉庄园去这一条出路。她感到太疲劳了，脑子再也承受不了这些压力。她自言自语地说：“还是留给明天去想吧……不管怎么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先生,你可真不是个君子,小姐,你也不是什么淑女。《约翰·克利斯托夫》《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红与黑大卫·科波菲尔呼啸山庄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

篇二:《蛙-姑姑形象分析》

我的姑姑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她执着认真个性鲜明

她一生与生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姑姑小说}.

从给人幸福的送子观音到让人畏惧的恶魔

出带领队伍强行执行计划生育

出手狠辣的刽子手

年老时唯唯诺诺活在了忏悔与自责之中，与年轻时形成了鲜明对比

《蛙》这部作品里,莫言通过时代背景、典型人物的客观再现,还原了一个在时代环境之下的人的情感、革命与人性的复杂冲突过程,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姑姑这个最具有时代属性的人物。本文试图从这样一个角度,寻找出在革命的强势介入下,革命话语下的情感是如何从小我转变到无我、在革命进程中情感在无我的压抑下痛苦的纠结以及在革命完成之后被压抑的人性的回归,也试图从这个角度去论述姑姑这样一群曾经在历史时代中真实存在过的群体,文学的抒写、世人对她们又该作何评论?1情感与革命界限的消弭从姑姑出生那天起,命运似乎就把姑姑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姑姑生于公历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三日,”卢沟桥事变前不久,姑姑几乎是应着战争的号角出生的;父亲是有名的八路军医生,后壮烈牺牲,姑姑就成了一个根红苗正的烈士后代;被接到解放区,念的是抗日小学,姑姑的母亲、大奶奶又给八路军纳鞋底。后来,子承父业学医做了“接生婆”,为高密东北乡的人民群众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姑姑的这种全家抗日的革命出身,在当时的年代几乎一个近乎完美的出身:“姑姑那时虽然只有十七岁,但因为从小经历不凡,又加上一个黄金般璀璨的出身,{姑姑小说}.

圣母还是魔鬼？{姑姑小说}.

——莫言小说《蛙》主人公姑姑形象分析

莫言为自己的长篇《蛙》作过不少的阐释，可谓用心良苦，但我以为他实在有些低估了读者的智商，或者不够尊重读者的自我审美权利，而企图让读者顺着他的思路走，这不免有些托大或自以为是；而不少关于《蛙》的评论，不是简单盲目的奉承吹捧，就是不得要领、不负责任的高谈阔论。这不仅让人想起钱钟书在《谈中国诗》里说过的一句话：“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波莱克的快语；‘做概论就是傻瓜’。”我以为这些评论家要么是缺乏辨别能力，要么是缺乏文学良心而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以为，一篇文学评论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文学形象，而一味高谈阔论，是无以说服人的。比如对于小说的主人公姑姑这一形象的分析理解，就绝不是说空话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这个问题本是评价《蛙》之优劣的基本问题。

一、

关于小说的主人公姑姑，莫言坦言是以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姑姑为原型的，“她是我们高密东北乡圣母级的人物，有很高的威信，接生了三代人，数万条生命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当然小说中的姑姑和现实中的姑姑区别是很大的，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她在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许多人。她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个判官那样的人物。她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很多人找到她，让她帮忙，她就悄悄地帮助。有的人家第一胎就生了个女孩，还想生第二胎，那么就撒谎说这个婴儿生出来就夭折了。这个当时很严格，你光说是夭折不行啊，第一要有接生医生和护士的证明，第二还必须有实物来证明，必须拿出死婴给他们看。那我姑姑当时就帮人家玩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把戏。”（《莫言谈文学与赎罪》《东方早报》2009.10.2）莫言的这番坦言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真正的“圣母级”的人物是怎样的人物，“她绝对不像小说里那样是个铁面无私的像一个判官那样的人物”，这是莫言自己的结论，那么，小说中的姑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形象呢？既然她不同于生活中的真实的人物，那么，它是否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呢？对此，莫言的自我感觉非常好：“我还比较满意的就是我写出来的这个姑姑——乡村妇科医生的形象，在最近的30年文学作品里，我还没有读到过。”这话说得极其暧昧，究竟满意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仅指“30年文学作品”里“没有读到过”这一事实，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新”的人物形象并不就代表是“好”的塑造得成功的人物形象；如果是满意小说中的“姑姑”是一个真正“圣母级人物”，我的看法则正好相反。愚以为小说中的姑姑不仅不是圣母，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想入非非、不知天高地厚、生性卑劣、作恶多端的魔鬼，尽管作者给这个人物添加了许多理想的光环，加上了不少理性的粉饰，但依然不能服人。所以，关于莫言塑造的这个

“30年文学作品”里“没有读到过”的“新”的人物形象，结论大概只有两个：一、如果作者所写的是真实的人性，那么，这种人性就是天生的恶魔，姑姑也只能永远是一个罪人；二、如果不接受这个结论的话，那只能说明作者的人物塑造是一场文字胡闹，是完全失败，完全歪曲了人物本性的。

下面我们不妨简单历数一下小说中姑姑的非凡“行状”，看看这是一个如何“真实”的“艺术”人物形象：七岁的时候，姑姑就和奶奶、大奶奶一起被日本鬼子作为人质强行带到平度城，奶奶、大奶奶当时吓得只知道哭，而七岁的姑姑却说出了一番气壮山河的豪语：“哭管什么用？哭能哭出翅膀来吗？哭能哭倒万里长城吗？”甚至当面对日军司令发难；“我父亲是八路，你是日本，八路打日本，你不怕我父亲来打你吗？”真是黄口小儿，童言无忌，无知无畏得让人目瞪口呆，啼笑皆非。1953年，十七岁的姑姑第一次接生，就对已经六十多岁的民间接生婆——“老娘婆”田桂花拳打脚踢，以示对她的愚昧行医的惩戒。虽然是“平生第一次打人”，但却打得非常“专业”，打过之后还志得意满。这种近乎天生的暴力倾向令人战栗。虽然“老娘婆”的接生方式愚昧、落后、野蛮，但这种接生方式毕竟一直在民间流传，且被民众接受；所以，本意还是行善，而非作恶。所以，你一位十七岁的小姑娘，哪怕阶级观念再强，党性再强（虽然此时姑姑还不是党员），也不应该对一位老人如此施暴，连起码的尊老敬老之心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卑劣。1961年，姑姑在公社卫生院开始与被打成右派贬到乡下的中年女医生黄秋雅共事，以后两人一直相伴相仇。在姑姑与黄秋雅的关系上，也颇能体现出姑姑这个人物的变态和疯狂。不知为何，姑姑对黄充满仇恨，甚至有一种虐待狂的病态心理。虽然姑姑也许有理由仇恨黄秋雅，因为在文革中黄秋雅曾经诬陷过她，但关键是，在黄秋雅诬陷她之前，在两人的前期交往中，姑姑对黄秋雅已是剑拔弩张了。这种仇恨心理可说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按照姑姑的说法，黄不过就是“脾气古怪，要不就是一整天不说一句话，要不就是尖酸刻薄，滔滔不绝”，此外，黄是一个高明而敬业的妇科医生。所以，同样敬业的姑姑没理由对黄这么仇视；否则，就只能归咎于一种天生的暴力倾向或阴暗心理，就如姑姑对“老娘婆”的态度一样。我们可以从晚年的已是充满了忏悔意识的姑姑谈起黄秋雅的态度上，清楚地感觉到姑姑这种人性的变态和疯狂。晚年的姑姑谈到黄秋雅这个“落时的凤凰不如鸡”的“上海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学毕业生”时，竟然是这样“自我解嘲”的：“我就是那只鸡，跟凤凰掐架的鸡，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油烟子的四脚蛇。”虽然姑姑也感慨黄是一个伟大的妇科医生，“即便是上午被打得头破血流，下午上了手术台，她还是聚精会神，镇定自若„„她那双手真是巧啊，她能在女人肚皮上绣花„„每当说到这里，姑姑就大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会夺眶而出。”看，这就是晚年的姑姑对于黄秋雅这样一位不幸而敬业的医生的态度，如此恃强凌弱，如此玩世不恭，如此毫无人性，这究竟是豪爽还是刻薄？是圣母还是恶魔？还需要多言吗？

在文革初起时期，姑姑是卫生系统的“白求恩战斗队”的发起人之一。“她十分狂热，对曾经保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对黄秋雅，那更是残酷无情。”老院长因为不堪忍受凌辱而投井自杀。黄秋雅在后来的计生运动的“张拳事件”中，由于张拳诬告至国务院，上边追查下来，结果姑姑让黄秋雅当了替死鬼。具体情况如何，小说没有明言。姑姑晚年的“忏悔”对此竟然毫无悔意。当然，姑姑的主要“行状”还是体现在她作为一名忠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的“杰出”表现上。在这方面，姑姑的变态和疯狂的人性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在面对超生者张拳的疯狂和凶狠时，姑姑表现得比张拳还疯狂。先是替小狮子承受了张拳的凶狠的一击，被打得“头晕耳鸣，眼冒金星星，视物皆血红”后，又要民兵把抢过来的棍子扔回张拳，“姑姑冷笑着”，“指着自己的头，说，往这里打！打呀！”硬是把张拳的气势给压下去了。在处理王仁美事件时，姑姑的无理和疯狂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她居然不是直接对王仁美家下手，而是先对王的邻居下手，先用链轨拖拉机拔倒邻居的树，再拉倒邻居的大瓦房。竟然以这种极其无理、野蛮的殃及无辜的方式，来对王施压，并以此无理威胁邻居对王采取行动。疯狂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在对付王胆的偷生事件时，更是显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胆略和智慧”，先是大放烟幕，布疑兵，迷惑对方，同时布下天罗地网，引得王胆上了木筏，然后开始围追堵截，逼得王胆走投无路，早产丧命，才算作罢。然而，对于这样明显惨无人道的行为，莫言在面对记者时的自话自说却另有一番高论：“真正的怜悯就像姑姑那样，当看到王胆在船上开始分娩了，这时她上船去帮助她把孩子接生下来。这是一种伟大的怜悯。”这竟然就成了“伟大的怜悯”，布下天罗地网，软缠硬逼，最后把一个人逼得陷入了绝境，然后在这人临死之前，不过让他死得稍稍舒坦一些，竟然成了一种“伟大的怜悯”？这是怎样的逻辑？明明已经将人逼上死路，却还要冠以“伟大的”人道名号，殊难理解。以上种种行状，哪里有丝毫“圣母”的仁慈？

二、

然而，如此“姑姑”，莫言却偏要如此赞美，究其原因，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因为这实际上涉及到另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对于这场虽已逐渐远去的“声势浩大”且“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运动，今天的我们该如何反思？作为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面对这场泥沙俱下、是非混杂的“国策”的具体运作的利弊，从现在人道民主的角度来看，我们该采取何种立场？如何客观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心的作家难以回避的问题。

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莫言的态度是极其暧昧而且复杂的。一方面莫言在自己的创作谈中坦承：“计划生育既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现实生活，不应该绕着走。要做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不能回避重大问题。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作品关键是要写人。至于事件与是非，读者读完作品，都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但同时莫言又说；“作者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主要是借这个素材，塑造人物，剖析人物灵魂。”前面一段话显得正义凛然，但不知为何，后面这段话却颇有些欲言又止的扭捏。既然“不应该绕着走”，又怎么可能“无须对这项国策进行评判”呢？事实是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通过姑姑这个形象，已经鲜明的表达了他对这项国策的评判态度，而读者对于作者的这些“评判”，确实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莫言对于姑姑的这些惨无人性的所作所为，是基本持肯定态度的。小说中有不少地方，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对姑姑的行为进行解释或美化。如姑姑对自己野蛮行为的辩解：“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我们愿意野蛮吗？„„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那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为全人类作贡献！”“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同时，小说还通过叙述者蝌蚪的态度对这些野蛮行为给与了完全的肯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面对晚年姑姑的忏悔，蝌蚪的态度是：“但这不能怨她啊，她不坐这事情，也有别人来做。而且，那些违规怀胎的男女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剧本里的蝌蚪，更是明言，他之所以写剧本，“耗费十年经历，化光所有家财”甚至“透支了生命”，“是为了对姑姑的爱，是为了为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圣母树碑立传！”这些观点难道不可以视为莫言对这项国策进行的“评判”吗？尽管姑姑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已是劣迹斑斑，暴戾残忍，至少可以归于封建时代的“酷吏”一类；但姑姑与蝌蚪却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在为人类作贡献的，且姑姑依然是“圣母”级的人物。虽然这些观点可以视为作品中的人物的观点，不能简单代表作者的观点。但从我们前面已举出的莫言创作谈中对姑姑“伟大的怜悯”的赞语就可以看出，莫言是完全认同这种观点的。而且我们从莫言很满意自己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表态中也可以看出，莫言自然会认为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中的姑姑是同样伟大的，甚至会认为小说中的姑姑比现实中的姑姑更伟大，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何至于把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没有的斑斑劣迹加入到小说中的姑姑身上去呢？在莫言看来，这样的性格才更能展现出姑姑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体现出一种“艺术高于生活”的深度和艺术魅力。

也许，这正是莫言塑造姑姑这个人物的根本原因，然而，就是在这种所谓“复杂性和深刻性”的艺术表达上，我们看到了莫言作为一位作家在面对中国复杂和充满争议的计划生育史问题上，道德价值判断上的某种错位。其实，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反思这项国策实施的利弊，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人口是必须控制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是为世界人口控制作出了贡献的；但是，从现代人道人性人本角度上来看，从这项国策具体实行的方式方法上，我们难道不能得出教训吗？那些野蛮的、过激过火的行为，那些轻视民权、草菅人命的做法，那种完全无视传统观念和习俗，一味强制、专制、强迫命令的粗暴措施，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小说中姑姑所强调的所谓“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的道理其实不过是文革中说滥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