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校长领导力开发及启示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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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领导能力开发方面为社会各领域培养人才的大学忽视了自身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级管理者的管理能力开发。大学校长不仅对大学而且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源。开发他们的领导能力对现代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借鉴美国大学发展的经验,我国大学应高度重视校长管理与领导能力的开发。

　　大学校长和各层行政管理人员是一所大学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提高学术生产力的最重要的源泉在于开发和提升教师的教学与研究水平,但从学术组织的有效运作角度讲,领导和管理的水平却制约着教师学术生产力发挥的程度。因此,如何开发大学的领导与管理资源,越来越成为现代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课题。结合当代美国大学在这一方面的实践,本文尝试从大学校长的遴选与培训角度探讨当代大学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的问题、改革措施、影响及其意义。

　　一、培养自身的高级管理者是当代大学发展战略的要求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在推动知识进步的同时也为社会各领域、各行业提供着引领本行业发展的领导者。然而长期以来,大学却没有注意到下列现象:大学在为社会培养领袖的同时忘却了自身领导者的培育。例如,美国学者格林在其主编的《新时代的领导者:为了高等教育的战略》中指出:“大学宣称自己是为社会培养领导者的事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院校很少系统地关注培养自己的领导者。……学院和大学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组织;一所典型的院校可能将其60%的运转资金投资于人事。然而,我们很少投资于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当危机时代来临时,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开发资金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曾经专门研究过美国大学校长过渡问题的两位学者詹母斯马丁和詹母斯塞母尔斯也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相当数量的时间被用来使新学生适应我们的院校,但很少有思想被用于为我们的高级领导设计一个定向或者入门过程。”

　　可见,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大学本身都忽视了原本早已在工商业组织中存在且应用的人力资源开发。在美国,受公司法人团体文化的影响,企业领导者的遴选和培训工作早已成为美国公司生活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大学因其特殊的组织性质而对公司性质的遴选和培训迟迟不感兴趣。直到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经济资源短缺的束缚日益严重,大学才开始在领导者开发上由被动向主动过渡。
为什么美国必须开发大学的人力资源、尤其是高级管理者?其中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美国大学校长领导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原来以学者为主的校长身份随着外部资源的短缺和信息技术的挑战而发生了变化,董事会通过猎头公司遴选的人选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大学以外的部门。随着公司企业组织中的人进入大学校长职位,大学在运作方式上发生了类似商业组织的行为。表现之一就是,大学校长在做出决策时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员、学生甚至校友参加讨论并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才能做出决策的做法,校长必须及时做出相关决策、以便为学校的发展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如在战略规划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校长领导不得不考虑到高科技对学校产生的冲击。近一二十年来,美国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的实施推动了大学校园的信息化进程。在这种背景下,高校需要投资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在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进行昂贵的信息技术建设便成为大学校长面临的一个新挑战。面对这种富有高风险特征的战略规划,大学校长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并做出及时的战略性决策,将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大卫沃德等研究指出:“当高等教育领导者没有从事信息技术决策或没有将信息技术视为功能性领域执行者的一个关键责任时,他们的学院和大学将错失战略性地利用技术的无数机会,校园将做出不明智的投资,院校财政将受损于信息技术上的花费。”③因此,企业家型的校长“必须拥有知识基础、技术技能和信心、勇气与能力,以传达出在信息技术决策上的战略性后果。”④另一个原因是,来自商业组织或政府机构的人当选为大学校长,也要求大学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与开发工作。这部分人认可原来公司中的人力资源开发对生产力提高和领导能力提高的作用,因而在董事会的支持下他们愿意参加各种校长培训活动。与此同时,由于他们在进入大学前缺少必要的关于学术组织的了解和相应的领导经验,所以,董事会、美国的教育中介机构或组织也认识到很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职业化培训和领导能力开发。

　　人力资源开发对大学发展的紧迫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现代大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多重目标和功能的复杂组织,各利益相关者往往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向大学领导者提出各种要求,使大学更加像一个有组织的无政府机构。利益冲突和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使得大学校长处于冲突的漩涡。领导这一复杂的组织,对其领导者和行政管理人员来说成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因而,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复杂化要求大学必须加快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

　　从外部环境的压力来看,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世纪之交,人类社会的发展正经历着“在生物医药、通信交流、信息技术、替代性能源资源、新材料、自动化、全球化方面的革命性进步”。这也是大学本身正在做的事情或正在经历的冲击。如果说丹尼尔贝尔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思想在当时还仅仅是一种新颖而又令人感觉陌生的观念,那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则更加清晰地体现出“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一种科学思想从诞生到转化为实际的应用技术所需要的时间极大地缩短。知识和技术的更新以指数般的速度进行。知识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生产知识的大学在“后工业社会”已从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一个以“变革”为重要旋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就是,速度超越了时间的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各个领域面临的挑战。或许可以说,“变革”已成为时代唯一不变的事物。用密歇根大学前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的话来说就是:“现代社会最能被预见的特质就是它的不可预见性。”“变革的速度第一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主题。”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大学领导者面临的挑战。技术变革的速度、大学适应环境变化的速度、大学之间在竞争中取胜的速度等,都对高等教育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正代表并经历着这种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