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迷藏寻找的过程五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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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迷藏寻找的过程五百字(一)
老红军肖荣昌回忆：寻找红2军团就好像捉迷藏
这是肖荣昌与记者黎云的合影
人物简介：肖荣昌，江西吉安人，1918年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6军团电台报务员，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4年离休前任总参某部副部长，顾问。新华网专访：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新华网联合，特别独家推出老红军系列访谈栏目。近日，本网记者黎云（下文简称“记者”）来到了老红军肖荣昌的家中，看望了这位亲身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
记者：肖老，非常高兴能与您一起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肖荣昌：我也很高兴接受新华社的采访。
问：您当时参加红军前在家是做什么工作？
答：1918年7月我出生在江西吉安县敦厚镇车头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我家里只有两亩田地，父亲在家种地，偶尔做点手工裁缝，生活非常艰难。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得到了肺病，因为没有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母亲只好到地主家去当奶妈，还要给地主家洗衣服、
做饭，勉强能够我们母子两个吃饭。当我6岁的时候，母亲把继续的钱全部拿出来，供我去私塾启蒙读书，我断断续续地的读了四年，在11岁的时候，送我去吉安城当学徒。
从1930年开始，毛主席、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攻打吉安城，当时我看到了很多红军战士在攻城的时候，触上了电网，全部倒在城墙下，但是没有见到有人后退。毛主席当时写到"十万工农下吉安"，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红军进城后，开始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各种组织，我这个洋货店的小伙计，也被动员参加了庆祝大会，并加入了学徒联合会和少先队，给我发了一个红缨枪，参加了一些宣传活动。1930年10月29日深夜，红军撤离吉安。学徒联合会和少先队派人来通知我，让我立即带着梭镖和两件换洗衣服、一床夹被赶紧到指定地点集合。
由于当时是午夜，我没有惊动母亲就出门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20年没有音信。问：您参加红军后，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答：我们从吉安出发以后，连续走了两天路程，大家都感到非常饥寒和疲劳，我们一起出来的老乡跑了10几个。我先是到了永新县当儿童团书记，1932年又到湘赣省委机关任收发员，1933年到湘赣红军学校司号连学习吹号。当时我们一个人发了一本红军自编的号谱，一把铜号，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联系，吹破嘴皮、冻伤手脚是经常的事情。
5月1日，我们在永新县城的列宁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司号连让我作为青年代表讲演，我练习了很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住军事学校，红军三大纪律歌就是这时学会的。1933年5月，湘赣军区无线电队派人来学校司号连选调十五六岁的青少年。红军第一部无线电台是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缴获的，红军对无线电部队的建设非常重视，三次办了无线电培训班，这次就是来选人参加第二期培训班。当时我们连三个排100多人，就选上了我一个人。
问：红军时期的电台工作一直是红军领导非常关注的，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红6军团电台在长征时期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吗？
答：1933年5月，我在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学习，这一期学员有7个人，经过学习，淘汰了两个。1934年3月，我在见习期间，我们每天抄收中华苏维埃中央新闻社'CSR'新闻台的广播新闻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新闻。1934年7月，调到了红6军团无线电中队当报务员。红6军团的无线电台是一部15瓦的电台，它是1932年肖克到红8军当军长时候，从中央苏区带来的，我们称为大电台，后来任弼时来湘赣的时候又带了一台5瓦的，我们称为小电台。1933年5月，红8军在棠市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电台，经修复后勉强可以使用，断断续续的。这三个电台共同组成了湘赣军区的无线电中队。中队长闫知非，政治委员江腾芳。我被分配到大电台任报务员。当时电台有两个用途，一是与中央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和湘鄂赣苏区红军定时通讯联络，二是抄收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新闻和监听敌人电台通报情况，截收其密码。
1934年8月，我们无线电中队跟随红6军团突围西征。中央在7月23日给我们发出的训令，让我们到湖南中部去，钳制湖南军阀。
8月7日，我们全军将近一万人，离开了湘赣苏区。当时南方的天气非常热，鹅卵石很烫，走在上边，脚板上全是泡。部队在湘、桂、黔三省敌人20多个团的包围中，打了一些胜仗，但自我消耗也很大，被迫在贵州时阡以西的山区艰苦转战，寻找机会突围。
我们无线电中队和机要科始终在军团首长身旁，由于器材得不到及时补充，我们就想了一些土办法，用猪油、麻油代替机油，确保了通讯联络的畅通。除了电台的充电机太大，被埋在小古中，两个报务人员失踪以外，其他基本完整。当时首长对我们特别关心，任弼时还给我们特批了夜餐费。
问：长征中您遇到过什么危险的情况吗？
答：部队在广西的时候，敌人天天在后面追。有天晚上下着雨，部队停停走走，我和彭富九两个人太累了，就用一块雨布放在地上，两个人打一把雨伞偎在一起就睡着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部队又前进了，我们还不知道，结果敌人和我们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一打枪把我们两个惊醒了，黑夜里我们听见敌人满山喊要抓活的。我们两个拼命地往前跑，一边跑一边找部队走过的足迹。大概跑了十几分钟，终于追上了部队。我那时候就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千万不要掉队。
我们在贵州境内，由于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被敌人20多个团包围，处境非常困难。当时，我们在甘溪一带，饿着肚子行军，不少战士都生病，非战斗减员很多。当时任弼时同志也身染重病，但他坚持自己走，不让战士抬他。1934年10月17日，军团主力要经过甘溪进到马场坪，从一条没有道路的大峡谷向东突围。我们无线电中队的充电机太笨重了，只好在大峡谷埋掉了。我们在甘溪战斗的那几天，是西征中最艰苦的，几乎是弹尽粮绝，红18师师长龙云负伤被俘，被敌人杀害了。我们出发的时候有9600多人，但这次被敌人分割包围成三个部分，等和红2军团会合的时候，剩下不到4000人了。
问：寻找红2军团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有的老红军形容说好象是捉迷藏，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答：主要是红2军团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啊。
我们从甘溪突围出来以后，电台又恢复了工作，每天听抄国民党广播新闻。当时我们急切地盼望和红2军团会合，但是却不知道红2军团的具体活动范围和方位。当时2军团没有电台，而且我们和红2军团的号谱也不统一，所以根本联系不上。任政委让我们抄听敌人的广播，听到里面讲'贺匪和共匪肖克企图在什么什么地区会合'，我们马上就按照新闻中所说的地方去找。结果红2军团的人看见有人追，以为是敌人，拔腿就跑。他们当时的环境非常艰苦，所以跑得也比我们快，而且越跑越快，一天都不停下来休息，我们沿途看到不少他们扔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后来还是李达带领的红17师19团，先找到了红2军团，然后带领他们出来迎接红6军团的主力，一路上用红6军团的号谱，才找到我们。至此，我们被敌人分割成三段的红6军团，才分别于10月15日、23日、24日在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和关向应会合。
问：电台在战斗中的作用到底有多重要？
答：电台是红军的宝贝啊。1934年11月16日，我们在湖南永顺县附近的龙家寨附近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把湘军陈渠珍歼灭性打击，消灭了三个旅的大部，俘虏很多。当时我们电台的报务员龙振彪同志被派出俘虏中做宣传教育工作，发现有个战士手里拿着一块十五瓦特的大B电池，非常兴奋，知道肯定有电台在附近。经过俘虏的指点，在俘虏中发现了一个姓杨的电台队队长。龙振彪走上前去，轻轻地喊了一声："杨先生"，然后给他讲红军的政策，消除了他的顾虑。杨非常感动，他主动交代了他是队长杨继昌，然后带领我们到了后山，挖出了一部15瓦的电台。大家都非常高兴。打完这一仗后，我们就进入了湘西。1935年5月8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我们改变了策略，开始主动进攻，策应中央红军。6月9日，我们包围了湖南宣恩县城，准备消灭前来救援的张振汉48师。当时，张振汉师的所有行踪我们电台都侦听得非常清楚，在他到来之前我们就已经在中堡布下了口袋。当时我们和首长一起在山头上，目睹了整个战斗场面，敌人的师部躲在一个大石头后边，用电台发着SOS的求救信号。我们经过请示，决定用电台向敌人发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诸位仁兄，你们已经没有希望突围了，希望你们不要破坏电台，完好地送给红军，才是你们的好出路，红军欢迎你们。敌人收到后，只好按我们的警告行事。后来，我们抓到了张振汉，他穿着一身又窄又小的士兵服。电台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敌人电台的全体报务员都加入了红军，就连张振汉，也在贺龙的劝说下参加了红军，一直做红军的教官，建国后做了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贺龙因为吃够了没有电台的苦，把我们电台当成宝贝看待。他专门从他熟悉的司务长中选了一个非常好的，专为我们开伙食。给每个报务员、机要员都配了马或骡子，还派了一个警卫班跟着我们，帮我们架设天线等工作。贺龙还说："我们以前在洪湖的时候有一部电台，是党中央从上海送来的。1932年离开洪湖的时候损失了，这一路上一直与中央失去联系，吃的亏太多了。现在我宁肯少一个团，也不能少了电台。"由此可见当时首长们对电台的重视。
问：看来当时红军官兵之间的关系很融洽。
答：是的。长征期间，我头上生了一头的疮，留下了一块疤。当时我自己好面子，同志们和我开玩笑我都很难为情，天天都戴着帽子。贺龙发现了我这个秘密，就经常和我开玩笑，当时肖克头上也有一块疤，我们都姓肖，于是贺龙见到我就叫我"肖军长"，他见我骑的是一匹小骡子，又告诉我，马鞍一定要放好，马肚子上的带子要系紧，否则就把骡子的脊梁骨压坏了。
问：如此看来，红军电台可以说是立下了赫赫战功，才会被领导如此重视和欣赏。答：是的。1936年2月27日，红军进入乌蒙山区，乌蒙山海拔2300多米，呈东北至西南走向，连绵于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北，西边是金沙江，东边是鸭池河和南北盘江。气势磅礴，人烟稀少，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我们在乌蒙山里和敌人周旋，每天都能走上120里了的，有时候我们的侦察员都能和敌人的侦察员面对面碰上。在乌蒙山里转了一个月，我们电台的工作非常紧张，行军途中还要架线工作，部队的伤亡也很大。1936年3月28日，我们转出乌蒙山，来到南北盘江之间的盘县地区。我军在这里休整了三天，扩红700多人。这时候，我们收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的来电："一、红四方面军已主动放弃天权、芦山，进
占道孚、炉霍„„二、红一、三军团、二十五军已过黄河，在汾水、黄河间活动。三建议红
二、六军团渡金沙江，过金沙江后，部队可休息整理，缓进，即使是暑天也应多备冬衣，红四方面军准备接应你们，会合后，共同北上抗日。"接到命令后，我们开始日夜兼程，开始北上。
当时云南敌人龙云，不知道我们红2、6军团那时候已经有了大炮，还以为我们打不了碉堡和城市，于是在碉堡和城市里都存放了不少的物资。所以那时候红军每攻克一座城市和碉堡收获都非常大，吃的穿的都很多。我就是在那个时期第一次吃了到著名全国的云南宣威火腿，司务长用大锅煮，第二天每个人发四分之一段火腿作为干粮，并把没收的地主义务，分给我们一人两件，我要了一件雪呢的夹长袍，准备过雪山的时候用。
1936年4月25日，我们进入到云南西部的丽江县城和石鼓渡口。准备从这里渡过金沙江。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高原的重要门户。部队沿江收集了7条木船，动员了28个船工渡江。27日上午，我们随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首长及2军团直属队在格子、土口渡江。人坐船或竹筏，马匹全是泅渡。到28日，我们全军1万8千多人，除了一只船翻在江里外，其余全部过江，从此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边。当时红军在江边写了一幅标语，非常幽默：来时接到宣威城，费心费心；走时送到石鼓镇，请回请回。问：过雪山草地时，电台也一直坚持工作吗？
答：一直坚持工作。我们过江以后，面临的第一座雪山是玉龙雪山中的哈巴雪山。高5300多米，山上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有了。我们必须过山才能到达中甸。过山之前，部队进行了反复动员，我把在云南准备的那件夹长袍穿在身上，叠起来用裤腰带一系，帮助我解决了御寒的大问题。为了减轻重量，我只带了一个挎包、一条干粮袋、一个小包袱和一把雨伞。刚上山的时候大家都不觉得累，但没上多久就不行了，空气越来越薄，前面传来口令，要大家踩着前面的脚印走。我亲眼看到我前面一个战士，一脚踩空了，掉到雪里再也没有起来。从上午7点一直爬到下午四点，我们终于到达了宿营地，上下有70里地。那天晚上，大家都太累了，我们小电台经批准，没有架天线，好好地休息了一个晚上。
我们到达中甸以后，筹集到了十万多斤青稞，但是分到手上的仍然不多，每个人分了半袋子青稞面，两三个辣椒，休整了四五天后，又开始翻越第二、三座雪山。粮食问题成了困绕部队最大的问题，藏民对我们不了解，经常出来打我们的冷枪，很难采购到粮食。我们总指挥部大电台的一个报务员，叫刘智能，因为过度的饥饿，在路边炒采来的青稞麦，结果被胀死了。我当时和同台的报务员贺回仔一起去村庄对面的树林里找吃的，刚一进树林就听见砰砰的枪声，是藏民朝我们打冷枪。当时我们在电台工作也没有枪，吓得赶快往回跑，再也不敢走远了。还有一次，我们在藏民家里楼上楼下到处找，后来在牛粪堆里找到了藏民藏起来的一小缸豌豆粉，全台的同志好好地饱餐了一顿。剩下的分到个人手上，合着野菜充饥。当然，我们走的时候留下了钱和感谢信。
1936年6月30日，我们2军团和总指挥部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与前来接应的四方面军30军胜利会师。红6军团已经于22日到达甘孜的蒲玉隆与四方面军会合。7月2日，红2、6军团在甘孜与32军合并，成立了二方面军，当时中央还发来了贺电。朱老总也发表了非常热情的讲话。
捉迷藏寻找的过程五百字(二)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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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晴空一鹤排云上”的九月里，让我们厮守。
明天，我将走进高中，走向另一个开始。也许，闪耀
的辉煌不会属于我；编织的名利不会青睐我；绚烂的权势不会属于我，但我相信：你将会永远陪伴着我，走过无数个无眠的夜晚，走过无数次痛苦与失败。在一本一本书连缀成的梦想中，我将凛然地走向未来，拥抱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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