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深与浅――兼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一)

详细内容

一

　　二十年前在沈阳读书时，北大的王瑶先生来校讲学，题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问题。那是我了解文学史理论的开始，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王先生讲演时的神姿。文学史写作是个不讨好的工作。一本关于文学的书能在五十年后依然被广泛阅读，已实属不易，或说是获得了读者青睐的。王瑶的早年著作《中古文学史论》，现在依然被人们提及。闻一多研究诗经的文字，已过去了六十余年，如今读了依然有亮点。比如《诗经的性欲观》、《诗新台鸿字说》、《匡斋尺牍》诸长文，每每阅之，仿佛都不减光泽。王国维的那本《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世人差不多皆宝而爱之。写作的背后，其实亦如哲学独白与小说式的玄机，记得王瑶也谈到了类似的话题，他的观点是，文学研究有自己特殊的规律，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找到它的。

　　一切精神活动皆构成历史。描述它们却并非简单。用康德的话说，凭借思辨理性去超越经验界限是冒险的。我在上世纪60年代末读过几本俄国文学史的著作，留有很深的印象。但后来看到苏联解体后的资料，才知道那几本著作引起的争议和批评是那么巨大。对同一事物的判断，有如此大的分歧，似乎也暗示我们这样一个话题：有时史无定论，超越历史环境的纯然的观照，其实是大难的。

　　我由此想起上世纪80年代阅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片断时的感受，那时的印象是，夏氏对现代文人的勾勒和我习惯的看法迥异，一时既感新鲜，又颇多疑虑，以为有一些判断是过度政治化了的。后来看到我的几个老师批判夏氏的文章，印象是气愤有余，学理不足，依然未能搔到那一本书的痒处。较之于民国间鲁迅与友人讨论文学史的文字，今人在什么地方是有退化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话题四起，我听过唐?先生的谈话，言之亦多谨慎，对青年学者对自己的批评，并未都能够接受。唐先生以为文学史有争议是必然的，在纷纭复杂的现象背后，难说没有什么规律。他自己是相信有一个客观尺度的。至于这尺度的标准怎样才算正确，则并未给予正面的回答。重写文学史的观点提出，我想也与夏志清的那本著作的引进大有关系。这个华裔美国学者，带来了诸多的刺激，有的新颖深切，有的未免简陋。要超越他的文本，成了那时某些青年学者的一种使命。

　　待到2005年我读到中文简化字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十余年前的那场争议还记忆犹新，许多情景也浮现到了眼前。中国现代小说博矣、杂矣，理顺头绪并不容易。难怪中国大陆学者当年对此书反应那么强烈，全书的基本调式在今天看来，和我们的思维依然也有着诸多差异。它的译文出版，能否引起新的争议也未可知。

　　首先吸引我的是夏志清的叙述方法。我承认在气势和见识上，他有着别人少有的独立之处，但有时也难说没有对环境的隔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语态在有些地方与曹聚仁有些相似，尽力超越文艺集团的视角，本乎心灵，以艺术要义为主，对非文艺的因素有排斥的地方。我在接触几个章节后，感受到了作者的才华，在多致、零乱里理出头绪来实属不易。全书的好处是隔岸观火，自己并未卷入文坛的争执中去，也未受到作家的暗示，是坚守自己的最初感受的。较之于中国大陆的几本文学史，此书的写作并未就现代小说而谈小说，背后有欧美小说史作为参照，这样就有了开阔的眼光，随时有对比的互证，全书的深度由此而生，学术的内涵增大了。书写文学史，能跳出客体，轻松地反观，是向来少有的。我们看王国维谈戏曲的脉络，就从容洒脱，言他人所不言，真真是大家风范。夏志清在叙述语态上，与同时代人多有不同，在此一点上，与王国维、刘师培等，略有相近之处。读史亦可读出精神的维度，不知道现在青年学者，是否也同意这样的观点？

　　在通读全书之后，我忽然也有一点不满的感觉。觉得作者那时占有的材料还有限，文学精神明显受到美国右翼文人的影响。或许是过于远离中国大陆文化群体，对巴金、老舍、萧红文本的彻骨的体验不足，以致将一些重要的文化景观忽略了。左翼文化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一环，夏志清只能对此表示价值上的态度，而那内在形态的分析则显得简单，没有理论上的力量。仅以唯美的视角看鲁迅那一代人，似乎有一点问题。因为鲁迅文学的出发点是为人生的，且旨在借此改良人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大量作品，都有类似的倾向。对其复杂性与历史的隐含似乎都未细细观照，以致使人感到小说史的脉络是破碎的。捷克学者普实克对其批评的尖锐，也并非没有原因。

　　夏志清的出现无疑丰富了文学史。如果不是他对钱钟书、张爱玲的全心研究，世人也许不能广泛地关注他们。到目前为止的文学史写作，影响力超过他的不是很多。说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力作，也是对的。但我读他的小说史倒想起另外一个问题：象牙塔之外的野性的、乡野的作品为什么遗漏了？有一些奇异的作家如废名等也未进入其视野，赵树理、孙犁也远离着视线。夏志清的研究显然有精英的态度，作为王瑶先生的对立面，他是不是故意校正流行的观念，以此引人注意呢？如果是这样，那是可以理解的吧？

　　
　　　　　　　　　　　　　　　　　　　　　　　二

　　有几个深谙文学史的人写下的著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二是阿英的那册《夜航集》。前者是一本资料性史论，后者乃对新文学作家的扫描。鲁迅看过郑氏的著作有点不满，认为是史料压住了看法，没有灼识。至于阿英的书，世人评价不多，以我浅近的观点，觉得是小品心态使然，尚构成不了史学的框架。在他们身后，王瑶、张毕来等出版了厚厚的新文学史专着，在体例上已很有些进步了。但郑振铎与阿英的书有一个好处，就是保存了诸多的信息，主观的判断少了。像阿英这样的人，是以史料搜集而闻世的。《近百年中国国难文学史》、《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等，自有所长，别人的夸夸其谈，在这里是没有的。阿英在学术上是走过弯路的。早年过于轻率，往往陷于空谈，写过可笑的批评文章。后来见识稍长，遂埋头于史料，不再做空头的文章家了。不过他也走向了另一极端，士大夫的赏玩心浓得化不开，思想的力度就弱了。晚年未能写出满意的著作，不知是否与此相关。就学术准备而言，他很有天赋，却未能施展出来，那也是太有些可惜了。

　　做文学史的写作，如果没有创作的经验，那么与小说家所写的文学史，是大大有别的。我读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暗叹其间的精妙，那是书斋中人写不出来的奇文。郑振铎、阿英等人，只能因资料而兴奋，鲁迅却从资料里看出堂奥，自己飞将出来，洒脱地指点旧迹，超乎其外，得乎其中，会心之处与挑剔之笔均有，在心灵的底层久久盘诘，故常有妙语浮出。阿英写古人时要沉下去，乐其所乐，得其所得。鲁迅不是这样，洞察始末，道其原委，知明暗之变，晓春秋之异。你看他写司马迁时的文采，是何等耀人：“况发愤著书，旨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的戏弄，倡优畜之，流俗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奇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