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上帝意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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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新诗在诗美和诗体上有着大胆的探索和创造。新诗的意象世界既传达了独特的现实经验，也呈现出丰富的价值想像。本文主要讨论现代诗歌关于上帝意象的想像与创造，认为现代诗人在设置和书写上帝意象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念，生成了祈祷、赞美的诗歌文体，并进一步追问建设现代神性诗学的可能性。


“上帝”是《诗经》里出现频率较高的文化意象，据统计，它在雅诗和颂诗了出现了15篇37处，与上帝有相同意义的还有“天”意象，也有80余处①。上帝也是中国现代诗歌中的一个关键性意象。现代诗歌不但创造了众多的指涉社会生活和民族命运的自然物化意象，而且也构建了上帝这个属于人的神性经验和终极情怀的精神意象。上帝虽说是人心所造的幻影，但它所关涉的不仅仅是人的情感领域，更多的却是在日常生活和民族国家之上的价值情怀。因此，上帝意象有别于现代诗歌对一般自然意象的营造和书写，而从内部直接呈现了现代诗人的独特想像和价值经验。
一关于上帝的诗歌想像
诗歌是最具有抒情性和个人性的文体，现代诗歌并没有陈述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的事实，而是直接追问和表达上帝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相对而言，冰心、徐雉、陈梦家和穆旦等从人生意义角度肯定了上帝与人的价值关联，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石评梅和冯至等诗人则对上帝有着更多的质疑。冰心曾经相信世界有一个绝对者存在，它既是泛神论意义上的自然神，也是基督教充满着爱的上帝。她的《繁星》、《春水》和《圣诗》对上帝意象有着丰富的想像和展开②，如《圣诗?黄昏》称上帝掌握着人间智慧的奥秘，“上帝啊，/无穷的智慧，/无限的奥秘，/谁能够知道呢?/是我们么?是他们么/都不是的。/除了你从光明中指示他，/上帝啊!/求你从光明中指示我，/也指示给宇宙里无量数的他。阿们。”徐雉的人生有很多不幸，但他在诗里却创造了一个“永生的上帝”③，认为“信上帝的人，虽不曾见过上帝，但他们心中有一个上帝的存在”④。“伏在黑暗里的人们，/老是摆摆手，/说上帝是没有的。/但我却从小孩子，/荡漾着微笑的浅涡里；/从花的香，/月的色，/鸟的清歌，/太阳的光，/人类的爱……里，/认识了一个永生的上帝。”⑤他与冰心一样，从自然和人类的相爱里感受到了上帝的永生。陈梦家是牧师的儿子，他的《我是谁》、《一朵野花》、《只是轻烟》、《摇船夜歌》等诗歌则传达了上帝的神秘与温馨。
徐志摩取材《圣经》的《人种的由来》表现了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后的觉醒和对上帝的反叛。石评梅诗歌里的“上帝”是“虚无的神”，在《一瞥中的流水与落花》中有这样的诗句：“欢乐的泉枯了/含笑的花萎了/生命中的花，已被摧残了/是上帝的玄虚?/是人类的错误?”她虚设了一个绝对者作为情感寄托和心理倾诉的对像，但并不相信它。冯至的《礼拜堂》借在“礼拜堂”前的“徘徊”，感受到“上帝”失去了“庄严”，“消散”了“荣华”。信仰已是“几百年前的情景”，如今却找到了另一个“真理”――“到田间耕地”。这样，“礼拜堂”就成了“无人过问的世界的一角”，“一片荒原”，孤单地发出“可怜的声息”。诗中的“徘徊”、“疑问”和“感叹”说明诗人的迷茫，也否定了上帝存在的意义。李金发对上帝的质疑却别有一番意义。上帝意象是李金发诗歌里的一个关键词。如《弃妇》中的“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故乡》中的“如兽群的人，悉执着上帝的使命”，《燕羽剪断春愁》中的“上帝正眼睁这等嘈切之音”，《希望与怜悯》中的“残忍之上帝/仅爱那红干之长松，绿野/灵儿往来之足迹”。《诗人凝视……》直接写道：“诗人凝视/上帝之游戏：/雨儿狂舞，/风儿散着发”，“游散的人，/现出一切平和，/各自在生命上徜徉，/同伫看残酷之神秘”。李金发诗歌里的上帝被看作世界的统治者，但它又是不负责任的旁观者和游戏者。“上帝”有它神圣的“使命”，但又播弄着人间的“残忍”和“游戏”。他在一首题为《上帝》的诗里写道：“上帝在胸膛里，/如四周之黑影。/不声响的指示，/遂屈我们两膝。”把上帝看作一团“黑影”，发出没有声音的“指示”，使人感到“屈膝”的恐惧。李金发是现代象征主义诗歌的开创者，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现代主义的反宗教、反理性思想显然也影响了他的上帝观念。他认为人生充满了荒诞和虚无，“多情之上帝全聋废了，/耶稣之木架长朽在寂聊之乡，/以青蓝之眼倪视行人。”（《生之疲乏》）上帝的“聋废”留下了荒诞的世界。
无论是冰心、徐雉和陈梦家对上帝的肯定性表达，还是徐志摩、石评梅和李金发对上帝的怀疑，他们诗中呈现的上帝意象和意义都相对单薄、琐碎，缺乏对上帝意象的丰富想像和独特领悟。穆旦诗歌对上帝的想像则展示了精神的丰富与挣扎。
穆旦诗歌创造了丰富的“上帝”意象，有时也称为“神”、“主”（《隐现》、《忆》、《奉献》）、“残酷”（《时感四首》）、“主人”（《荒村》、《三十诞辰有感》）、“主宰”（《不幸的人们》）、“你”（《发现》、《诗》）、“死神”（《在旷野上》）和“永恒的人”（《隐现》、《活下去》）等意象。“上帝”在穆旦那里拥有多种涵义，有的指世界不可知的统治者，如“在我们之间是永远的追寻：/你，一个不可知，横越我的里面/和外面，在那儿上帝统治着/呵，渺无踪迹的丛林的秘密。”（《诗》）有的也指“美的真实”（《我歌颂肉体》），生命的“打开”、创造和“生命的根”（《发现》）。同时，上帝也是历史和人生混乱的制造者，“告诉和平又必须杀戮，……/给我们失望和希望，给我们死，……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穆旦并没有停留在上帝意象的直接传达，而是把生命的意义融入与上帝的关系中去追问和言说。他首先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分裂、破碎和矛盾，“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我》）生命有“诱惑”，也有“陷阱”，有希望，也有毁灭，“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控诉》）在“时间的激流”里，积聚了太多的痛苦、绝望和沉重。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他在绝望里看到了希望，“有一个希望，/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时感四首》），他不再“固守着自己的孤岛”（《从空虚到充实》），“从虚无到虚无”，希望像“一条鞭子”，鞭打着自己，“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蛇的诱惑》），在“残酷”和“绝望”里“鞭打出信仰”。生命有了一个“深沉明晰的固定”，如同“一个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在“心的旷野里呼喊”出了一个“美丽的真理”。（《在旷野上》）。它如同“成熟的葵花”在“黑夜”里期盼“阳光”的“来临”（《智慧的来临》），他逐渐认识到，人类已有的“知识”、“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控诉》），“化学的原料”，“辩证的唯物世界”都无法“拼凑意义”，只有“上帝”才能把生命的“意义”“揉圆”（《黄昏》），才能显示“意义和荣耀”（《牺牲》）。在对自我和现实的双重否定和超越里，他发现了意义的“根”，确立了人与上帝的内在关联。于是，他开始了忏悔和“呼喊”：“主呵，因为我们看见了，在我们聪明的愚昧里，/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战争，朝向别人和自己，/太多的不满，太多的生中之死，死中之生，/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分裂阴谋，报复，/这一切把我们推到相反的极端，我们应该/忽然转身，看见你//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请你揉合，/主呵，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隐现》）他“赤裸”着身体，张开灵魂的“光，影，声，色”，“等待伸入新的组合”（《春》）走向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在我们的前面有一条道路/在路的前面有一个目标/这条道路引导我们又隔离我们/走向那个目标”（《祈神二章》）。
穆旦走向了与上帝的“结合”，他自己把这一过程形容为“忽然转身”发现了“隐现”的上帝，它的“秘密”和“真理”就是“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面对世界的“憎恶，狡猾，狠毒，虚伪”和“寒凛的地方”，他仍“要向世界笑”，并“闪着幸福的光”（《阻滞的路》）。人生的“痛苦”反而成了一种“幸福”，生命之外的“声音”如一条带血的“鞭子”，“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吞噬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从空虚到充实》）于是，也就有了“人子”耶酥同样的悲剧感受，“人子呵，弃绝了一个又一个谎，/你就弃绝了欢乐；还有什么/更能使你留恋的，除了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诗二章》）。穆旦关于上帝的想像激发了他的生命感受，使他拥有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有了更独特的生命感受和理性沉思。
二诗歌文体：祈祷与赞美
上帝意象的设置和创造也带给现代诗歌独特的文体形式和语言风格。言说上帝有不同的语言选择和文体形式，明代的传教士用汉语的“天”表达“上帝”，现代的许地山认为“上帝”是一个既有人格又无人格和超人格的大精灵，“上帝”在汉语里古已有之，它是对“人间（过去或现在）帝王的一种变称，并没有神灵的意思包含在里头”，所以，他主张用“神”来称呼这“大精灵”⑥。现代诗歌对上帝的称呼五花八门，意义也各有不同，在前面我们已有所涉及。现代诗歌表达上帝的语言方式有祈祷、赞美的抒情和讽刺、幽默的叙事。对上帝的诗歌叙事因受到特定对象的限制而无法充分展开，反而没有表达耶稣基督那样充分自由，如鲁迅的《复仇（二）》、徐志摩的《卡尔佛里》、艾青的《一个拿撒勒人的死》和《马槽》等。对上帝进行叙述的作品相对较少，就我们掌握的资料看，有徐志摩的《人种的由来》和《又一次试验》、冯至的《礼拜堂》和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等，它们以讽刺、嘲弄的口吻叙述了上帝的喜剧性和荒诞性，《罪恶的黑手》借工人修建教堂的辛苦和传教士的虚伪讽刺了上帝教义的欺骗性，其他几部作品在前面我们也有所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