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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眼光与批评风尚―以《林海雪原》的早期批评为例(一)

详细内容

论文关键词:《林海雪原》 文学批评 现实性 传奇性 真实
  论文摘要:“革命英雄传奇”《林海雪原》初版于1957年,1958年和1961年经受了两次大规模的评介。第一次以专业批评家为主体,第二次则出现了大量群众评论。两次批评活动都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为评价标准,强调作品的思想性、现实性、真实性与群众教育功能。这些评介并非纯粹的文学批评,在理论探索上鲜有贡献。
  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和文艺思想,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是阅读那个时代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尤其是当这种评论较为集中,形成某个热点时。初版于1957年9月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被当时的批评家看作“建国以来优秀作品之一”,在当时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影响非常大,不到一年即发行55万册。由此也引发了批评家们诸多评论,这些初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1958年秋季以前。检视这些主要是针对作品本身的评论,不难从中透视出一个特定时代(1949-1966,后来在当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批评眼光和批评风尚。
《林海雪原》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东北解放军一支36人的“小分队”在深山密林所进行的剿匪斗争。它能够在“深人”“普及”到读者群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这其中的原因是批评者最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有人将它与《烈火金刚》等一同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并名之为“革命英雄传奇”,认为这种小说“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它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于传奇性。许多人的评论正是在这“现实性”与“传奇性”两方面及其关系上做文章,有的由“传奇性”又进一步得出作品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来。
说《林海雪原》“富有传奇色彩的特色”,甚而把这视为小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这样的表述在当时的评论文章中极为常见。而对所谓传奇性的理解,各人也都大同小异,并无争议,主要是指这样一些方面:故事情节的奇特与巧合;人物的大智大勇等经过“神化”的性格特征;以及自然环境的极度险恶与壮丽。在评述故事情节时,作者们最常用的评语是“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之类,对于书中太多的“巧合”,大多表示理解,认为这是符合当时的革命斗争实际的,有“现实的基础”,并将之与一般作品的猎奇区分开来。作品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的一些夸张笔法,则被视为描写出了革命战士的高度觉悟和优秀品质,有助于刻画机智勇敢的人物形象,且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需求。对于书中的景物描写,除了个别人认为与战斗情节有所游离外,多数人也持肯定看法,认为有助于烘托小分队战士勇于克服一切困难的高尚情操,并反衬出敌人一味依赖“天险”的“愚蠢”“无能”。在作出这样的评述时,论者常援引中国一些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中的实例进行佐证。
对于“传奇性”的内涵,也有人尝试作出概括,如说“所谓传奇色彩,实际上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手法’。对这样的“浪漫主义”,论者并非无条件地加以肯定,而是以“现实性”作为它的前提,强调必须要是“在根本精神上和现实主义一致的浪漫主义,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浪漫主义’。至于这种相一致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则只作为一种想像中的“常识”,缺少必要的理论概括和阐述。不过从一些文章的具体评述过程看,大致是指一些类似尊重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性”的东西。论者对《林海雪原》传奇性的正面评价,多从它与现实相符、“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土壤里”这一角度着眼,如对于情节的曲折离奇,同时要求“作者所虚构、安排的偶然事件,必须符合生活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这样的认识,有人明确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根本之点,是在于深刻的真实性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相结合。虽然二者并提,但实际上,在一般人心目中,“现实主义”的地位更重要,是基础性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现实主义”成了“浪漫主义”价值判定的标尺,拿这把标尺衡量作品,论者很容易得出《林海雪原》等作品“深刻程度尚不足’,的结论。

既然承认《林海雪原》的“传奇性”和“独创性”(这里所谓“独创性”更多是与“一般”同时期的其他小说作比较而言所具有的不同特色;因为事实上这些特点几乎都是“古已有之”,原谈不上创造),论者就要为此寻求来源,这一找自然便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于是作品的“传统风格”“民族特色”就被提了出来。曲波自己也说过,他写作时“曾力求在结构上、语言上、故事的组织上、人物的表现手法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曲波提到的这些方面,论者都有评述,用力最勤的是小说的结构方式与人物形象塑造,正如茅盾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中国小说的“民族形式”就其表现手法讲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两方面’,⑩。有人概括《林海雪原》结构方面的特点是“长篇含中篇,中篇又含短篇,大圆圈套小圆圈,一层一层像笋壳一样”。作为值得肯定的成绩。对人物形象的评价,都认为杨子荣的形象塑造得最好,通过与敌人惊险万分而不乏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刻画出了一个“大智大勇的孤胆英雄”。他的另外几个战友刘勋苍、孙达得、乐超家的形象也被认为刻画得不错,但稍欠单薄。引起广泛争议的是书中“第一主人公”少剑波及有“小白鸽”之称的白茹。对于少剑波,作者原来是“企图按照一个更完整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的形象来刻画的”。,但批评家普遍认为这一形象塑造得不算“成功”,原因存在于很多方面。有的认为是“作者作了过分的夸张,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现实生活的土壤”,而没有写出“他的独特的性格”,因此使人物“显得矜持、不自然”。另有人变换角度,认为在少剑波身上散发着“沾沾自喜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气味”。。这两种看法在当时都有代表性,尤以后者为甚,不过也可看出,论者对少剑波这一形象也作了有限度的肯定。至于白茹,不少人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失败”的,认为她“精神境界”不高,“狭窄”、“卑俗”,和小分队战士在一起很不“协调”;又说她在爱情上自私,认为书中的爱情描写既不“真实”,又无“美感”,“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方法”,“不知不觉地落人了英雄与美人的俗套”。当把白茹和少剑波并列时,都认为对白茹的描写“损害”了少剑波的形象与作品的主题。对白茹的看法,各位批评家有意忽视或弱化了她在小分队中所起的作用,在几乎“全盘否定”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稍微明显一点的争议都没有出现,这在今天看来应是个奇迹。
通过对作品各方面的分析,评论家对全书的评价是既有“突出的优点”,又有“明显的缺点”,在总体上应算一部“成功”之作。它的优点和缺点都被认为主要是与其对传统的继承有关。无论是说它“结构的故事性强,人物行动性强,语言明快”。,还是说在某些章节人物完成了“重大任务”、对他们进行过集中刻画之后,人物便“淹没在小分队的群体里面”、“没有自己的性格”,语言也有些地方“庞杂”“有糟粕”,是陈旧的“死去了的时代的语言”,这些都被看成是在传统继承与学习上的成功或不足,二者考虑问题的角度和依据实是一样的。最常用来加以比照的“古典小说”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评论家们看到了《林海雪原》与中国小说传统的相似之处,但对于传统的内涵、传统好与坏的区分以及如何继承的问题则未作分析。尤其重要的是,对于《林海雪原》一类“革命英雄传奇”存在的理由和目的,批评家多从“普及”革命知识、对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角度加以承认,认为“它是可以代替某些曾经很流行然而思想内容并不好的旧小说的”@,这也是当时批评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些"I日小说”则是特指武侠、言情与侦探等通俗小说。这些小说长期以来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好,批评家们认定其内容不好,因而希望《林海雪原》这类形式上倾向通俗、内容上又能反映“时代特色”的当代“传奇”取而代之。因为对“思想内容”的高度重视,小说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尤其是人物塑造方面(塑造“典型人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小说创作的“中心任务”)的缺陷,就被看作是作者“思想方面”的缺点,以一个笼统的“不健康”来评价,不过总算并未用上“封建意识”一类的词语。只是,对于作品这种类似于“旧瓶装新酒”的做法,其中是否存在矛盾,“战斗的内容”与“民族风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统一的问题,当时并没有人明确提出。显然,“内容”与“形式”斩钉截铁的二分法,妨碍了对这一问题的透视。对于这类小说的前途,除了个别人尝试性地提出“看来还有很多发展的余地”外,一般论者则不作设想、预言,这表明批评家们对此类“特殊”小说在当时整个文学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对其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等存在认识上的矛盾,难以作出明确的界定。
1958年左右对《林海雪原》较大规模的“评介”,从总体上看多数是从作品本身实际出发,结论虽有时不免过于“确定”,一般说来也可看作是大致不差了。限于当时的思维方式,这些批评普遍视点较狭窄而集中,各人讨论问题时,从方法、角度、风格到结论,以至具体用语,都显得很齐整,大同小异。而且,相互之间、尤其是后出的批评文章从前面的文章所得到的“启发”也过多、过大,不免难出“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