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钱谦益“诗史”观念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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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钱谦益　诗史　诗史观
　　论文摘要:针对钱谦益诗歌理论中的“诗史”观念，探讨其内涵及背景，以客观评价了钱谦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身跨明、清两朝，被人称之为“两朝领袖”的钱谦益，无论是在诗文创作还是理论建设上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开清一代诗风和文风。但学界对其研究却长期处于相对冷淡局面，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大节有亏，一身仕两朝。当然对于这些不必讳言，但同时不能因人废言，而否定钱谦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在诗歌领域，钱谦益进一步发挥了前人提出的“诗史”观念，并在创作中实践了这一理论，本文拟探讨钱谦益“诗史”观念的内涵以及提出的背景。
　　一、何为“诗史”
“诗史”最常用的意思是“以诗为史”。此说首见于唐代孟桨的《本事诗、高逸三》:“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代以后更多的人把这一称誉送给杜诗，如《新唐书.杜甫传赞》称:“甫又善称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这是对一个诗人诗作的最高称誉。
自宋开始不断有人把“诗史”这一桂冠赠给其他诗人，但得到广泛认同的并不多。宋元之际的汪元量、金元之际的元好间等人的诗作是得到比较广泛认可的“诗史”。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诗史”观念有一定的一致性。所谓“诗史”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叙述的须是历史转折时期或民族危亡之际的重大事件，表现忧国忧民之情，以诗传心。其次要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至明时，复古风气占据文坛，复古派诗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就是辨体，由此对“诗史”说产生质疑。到明清易代，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明亡原因，学风和文风为之一变，“诗史”说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钱谦益等继承和发展了唐宋人提出的“诗史”理论。
　　二、钱谦益的“诗史”观
钱谦益一生被讽为“两朝领袖”，但无论在明还是在清，他都没有真正成为阁臣领袖，宦海沉浮，理想碰壁，历史总是让他处于尴尬的地位。这对于他“以诗为史”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散见于各种序跋、《列朝诗集小传》、《有学集》等理论文章中。明清易代，士人多把明亡原因归结于学风的空疏，钱谦益也不例外。为反对明末心学末流空疏学风的影响，他提出了“返经”的观点。他认为:“六经，史之宗统也。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六经降而为二史，班、马其史中之经乎。’，①他充分肯定了史的地位和作用。在《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中他认为:“史者，天地之渊府，运数之勾股，君臣之元龟，内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谓之伏藏，人才之蔽泽，文章之苑辅。以神州函夏为棋局，史其为谱;以兴亡治乱为药病，史其为方。善读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师之探宝，其可以碟肘而量，画地而取乎?
正是由于对“史”的重视，他把诗与史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认为诗在本质上是广义的史。他在《胡致果诗序》中说，“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日诗史。’，逗在钱谦益看来，“诗史”的创作古已有之，“诗史”已经不单纯是“以诗为史”了，而是诗、史为一，本质上是相通的。
对于“诗史”的内涵，钱谦益接着说:“唐之诗人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坳西台，玉泉之悲竹国，水云之酩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巨寒，风高气栗，悲隐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崖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编啮翰，与金匾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④他强调了所谓“诗史”的特定时空，即“宋之亡”也就是“诗史”必须反映的是历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事件，产生于衰变之世。
由此观念他进一步认为，诗可考史，史可证诗。他不但提出了这一观念，还在创作上实践着这一观念。他的《有学集》、《投笔集》就是这种“诗史”观念的反映。除此之外，钱注杜诗和《列朝诗集》也是这种“诗史”观念的产物。正因为“诗史互证”，他创作了一系列诗歌反映当时的时代.希望后人能够从他的诗作中感受当时的时代氛围，感受到他的苦衷。他的注杜诗笺考证辨定了一些唐史之误，使人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杜诗，成为注杜诗最好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