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七十年|一个国民党老兵的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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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七度的北京，还不到上午十点，太阳就摆出一副要把所有人烤化的架势，单单是地面上的反光就足以让眼睛晕眩。而当我走进中医研究院里面一幢红色的老旧民居时，光线一下子黯淡下来，我并不是很情愿扶着恐怕没有很干净的扶手上楼，但楼道里全然没有灯，如果不扶着，根本无法适应骤然改变的光线——仿佛一下子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黑暗中勉强上到三楼，一个看起来四十来岁模样的女人打开了门，她是张惠民老人的保姆，在他家工作生活了十五年。在这间狭长的、约摸二十来个平方的房子里，保姆分一间没有窗的外屋，这里几乎和刚刚上来时经过的楼梯间一样黑，摆了一张床、一张餐桌，留出大门通向里屋的过道，就不再有剩余的空间。这时张惠民老人走出来，邀我们进到里屋去开始和他的谈话。老人的表情带着一些激动和兴奋，当他问我来自什么地方怎么会来采访他的时候，脸上又多了一些天真的疑惑。在来之前我对他所知不多，后来才明白，对于一个几十年来过着平淡的生活，所有苦乐悲欢都不被问津的人来说，有人登门造访，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在电话里我已经告诉他是想来问问他抗战结束后的生活状况，这他是知道的，于是吩咐保姆给我和助理倒了两杯水之后，便开始从1945后的日子说起来了——
　　
　　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战地服务团也顺势解散，原本在战地服务团里工作的张惠民回到南京，向上级申请，如果北方有其他组织机构需要人力，请优先考虑将他调回。1946年，原先他在服务团的领导去了本溪，也把张惠民带到了东北，终于结束了抗战以来多年的颠沛流离。在这之前的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战地服务团中负责伤病调运工作，把前线的伤员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同时在经费不太充裕的情况下，还要安置好重伤的士兵，把海内外的慰问品送到他们手中。所以情况常常是，哪里的战事最紧张、伤亡最多，他就要星夜奔赴到哪里去。1938年初，抗战刚刚开始几个月，他就在老家河南考取这份公差，这时他刚满二十岁。当年六月就前往武汉，此后辗转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皖南、北平，在那些交战最激烈的地方，不断地从炮火连天的前线营救回负伤的战士，把补给和抚恤分发给他们，同时也带去了生存的希望。
　　
　　到了东北之后张惠民留在监察处工作，很快便被安排到山海关的一个检查站做站长，军级依然保留为中校。当时监察处的处长是奉系军阀冯德麟的长子冯庸。监察处主要负责经济和物资协调的事务。抗战刚结束就迎来东北漫长的寒冬，当地棉花紧缺，所有山海关外的棉花不允许进入关内，否则就要扣留在山海关的检查站。那一年在检查站积压了好多棉花，所有的货仓全部堆满了，可是有关部门只有扣留的命令，根本没人想着怎么处理。于是身为站长的张惠民就给时任东北经济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张嘉?发去了一封长电报，详细报告了山海关积压棉花的情况，并把货仓货站和种棉农人的意见以及处理办法都一并反映上去。他在报告中请求派人让东北棉纱厂出人出钱，按照市价收购，以平衡供给，另外希望允许以禁令发布的日期为界，在此前扣留棉花允许农人选择就地出售或是自行带走。张嘉?批准了他的请求，很快派来人手执行张惠民提出的方案。种棉人的问题解决后，这些群众自发地集资，筹了六两黄金，送到张惠民那里作为感谢。这笔钱对于只领着微薄工资的张惠民来说算是一笔大钱，可是他拒绝了。他告诉来人，"这既然是我的工作，我为你们解决问题便是分内应做之事，我领工资已是对自己工作的报酬，干嘛还需要额外的‘感谢’呢"。
　　
　　1947年后，随着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在东北治下许多机关都被撤销，这其中就包括山海关检查站。张惠民不得不离开本溪前往抚顺谋职。"走之前冯先生告诉我要做个好父母官，多做些对百姓好的事"。冯庸既是监察处的处长也是大学的校长，对于没念过几天书就上了战场的张惠民来说，他尊重那些有学问的人，"冯先生"就像他的老师一样。而他所尊敬的这位老师临行前对他的叮咛，他听进心里去了，而且一听就是三十年。
　　
　　等到北平和平解放，从前隶属国军编制下的部队人员去向成了一个问题。按照"八项和平条件"，张惠民得到了一个"自由转业"的安排，可是一直就拿着部队工资吃饭的张惠民哪里想到，这一自由转业就意味着失业，本来工作职位就不多，一听他是国民党，更没有人敢用他了。他搬来北京时，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只能靠张惠民妻子做会计的收入来养活全家。后来他在北新桥附近的各种街道和生产组织义务劳动，见缝插针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几年下来，在邻里有了一个好名声，得到信任，终于在合作社谋到了一个后勤职务，"这算是终于又就业了"。他说起这些事，轻松得如同呵一口气。"我做工作这些年，要么是管物资，像是在服务团和山海关，要么是管后勤，有一段时间在厂子里还管食堂。这些工作都很好，也可以很肥，但是我始终想着自己要廉洁。我哥哥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一直勉励我要好好工作，对得起我的名字，做一个对人民有益之人。他离世也快二十年了，我常常想起他说的话，不敢忘记。"
　　
　　如果单单是听到这番话，会以为张惠民曾经做到多么显赫的位置，而实际上，他直至退休，被认可的最高官职也只是曾经在部队里担任的中校。而此后漫长的时光里，他随着这个新建起的国家一起经历了起起伏伏，在时代的浪潮下，国家愈见繁荣，而他个人的命运却不断走向一个平淡的归宿，直至如今。他说每天下午，他们院子里的几个老人都会相约在一起晒太阳聊天，他是其中过得最清苦的，这些老人里有的是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有的是中医院的骨科专家，战后的社会里，无疑这些人有更重要的价值，人们总是倾向忘记战争年代的苦难而向前、向未来眺望，于是在那个年代里为了和平苦心奔走的人也往往，连同曾经一起被遗忘。可是哪怕日子苦一点，张惠民说自己回想起来，至少心中是坦荡的。助理在一旁不免有些遗憾地问他，每个月只有三千块的收入，生活过得很拮据吧？老人又是淡然地笑了笑，每个月这三千块当作给保姆的工资，其他的生活来源，全靠三个女儿（他本还有一个儿子，却早夭了）。只是她们也逐年退休，这些供给只够他维持基本的温饱生活，好在自己健康没什么大病，而且也不敢生病，否则医疗费用也无法负担。
　　
　　临走前老人让我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他在我来之前就写上了采访当天的日期，聊了一个上午他最初的一点点忐忑不安也没有了，倒是见我要走，颇有些不舍，一个劲儿地跟我说自己平时生活规律，总在北新仓胡同这儿，我知道他是想告诉我——他就这样规律地在这一小方范围里生活着，我们如果还想来，随时可以来看他。我在那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纸上还有一个几年前的日期，上面有些学生龙飞凤舞地写了自己的名字，老人说那时某个暑假一所大学的学生来到他家做暑期实践，和他聊了一个小时的天，他觉得很开心。而我当然是知道学生们做暑期实践是怎样一种情况的，如果当真是走心的志愿者，恐怕在了解了老人的生活之后也不会无所作为，但我不能打破老人对孩子们的期待，只能苦笑以对。而让我更为尴尬的是，即使我自己就在一家致力于给老人带来更好生活的公司，在那一刻我还是感受到了强烈的单薄感，在得到社会、媒体和资本的青睐之前，单凭任意的个人或小组织，能做的事情之有限，比起那些可能在应付差事的大学生孩子们，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距。
　　
　　张惠民老人今年九十八岁了，出于某种迷信的观念，他觉得活到一百岁是不可逾越的坎，于是他总把自己的人生的大限设置在一百岁。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多次很下意识地说，自己还剩两年可活，如何如何。而这两年里，他最希望看到的，是台湾能够回归。这是一个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唯一一个心愿，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心愿，也和个人利益无关。后来他送我离开，背着光，我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见到一个深色的轮廓。出门又是那条黢黑漫长的走廊，直到下楼后，阳光重又刺入眼睛。我决定将他的故事如同倒一杯不温不冷的白水一样讲述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每天都不缺少像烈酒一样灼人喉咙的大事件，但我想，总还应该有一些平凡的故事不要那么轻易地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