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几种看法》
西方学者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几种看法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各种人士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人们纷纷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要将他亲手建立的党和政权“打倒”？为什么要“打倒”与他共同战斗多年的战友？
在“文革”十年期间，除去仇视中国的人提出各种污蔑性原因外，一般中国问题学者也都同意中国当时的解释。但在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外国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提出了各种新的解释，美国怀特三世1989年在《混乱的政策》一书中认为，各学者提出的解释都是表层的原因。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其“暴烈性”与“普遍性”。应该研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参加这场“革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对同阶级的人那样“暴烈”，否则不足以解释“文化大革命”。
外国学者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１、“文化大革命”是追求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的结果。
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多为比较“左”倾的，而且发表这种意见的时间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理查德&8231;费理察在《追求纯洁：毛的文化革命》一文（载《共产主义问题》
1969年11～12月）中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毛的意图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实行统治的上层建筑。”威兼&8231;欣顿1972年在《中国的转折点：论文化革命》一文中称“这些政策将会改变人民，直至社会阶级不存在为止。”
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1972年在《中国在人民共和国里》一书中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平等、共享财富、中国的独立，并将革命的火炬无代沟地传下去。”利奥&8231;休伯曼与保罗&8231;斯威齐1967年在《中国的文化革命》一书中称，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多克&8231;巴尼特与米歇尔&8231;奥克森伯格认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现代化。
哈里&8231;哈丁在1971年《中国：走向革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认为，毛的“革命的实用主义”所以容忍“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力活动，是为了“解冻”中国的官僚主义。还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化革命之所以发生是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目标”有关。
２．“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里的“权力斗争”不是指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而是指领导人在政策上的分歧。法兰斯&8231;麦克1967年的《权力
斗争》一文（载《共产主义问题》），詹姆士&8231;迈尔斯1968年的《毛主席的垮台》一文与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均认为，“文化大革命”起因于领导层对农村政策的分歧。麦克法夸尔特别证明，在其它问题上领导人的分歧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大，他尤其不同意将刘少奇视为鼓吹苏联模式的人。
但怀特三世认为，政策分歧只是文化革命起因之一，尚不足以解释文化革命的全部过程，因为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以前经常有，但均没有引发一场文化革命；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也难以解释群众的暴烈行为，而且领导人在农业政策上的分歧，也难以解释城市居民如此积极地投入文化革命。
３．“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个性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
史卡拉皮诺在《一个革命者的转变：1919～1921年的毛泽东》一文中，曾提到“有人认为（文化革命）是老年人的胡思乱想”。
罗伯特&8231;利夫顿1968年在《革命的不朽：毛泽东和文化革命》一书中认为，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死亡“非常敏感”，他发动了一场使中国社会获得“新生”的运动。他企图“根据已与外界实际脱离的内心需要采取行动”，来控制其“环境”。
写有《毛泽东传》的罗斯&8231;特里尔在书中称，毛泽东已“失去了同伴感”。
怀特三世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亦有类似的意思。他认为决议说毛泽东开始骄傲了，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武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当然他也同意决议说不能责怪一个或几个人。
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老的政治文化决定中国人有崇拜领导的现象，但怀特三世认为，个人崇拜是文化革命中“群众忧虑和政治热情的象征，而不是原因”。
４．“文化大革命”是1949年以后17年内执行各项政策的结果。
许多学者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成员的组成情况，如斯坦利&8231;罗森1982年在《广州红卫兵派性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称，他调查了广州市二千名红卫兵，发现造反派成员中四分之三的出身不好，保守派成员中五分之四的出身是好的。
马克&8231;布莱彻与戈登&8231;怀特对技术单位的调查，也得出同样的比例，而工人参加哪一派则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如临时工、合同工与固定工）与在单位是否受到好评。因此，怀特三世认为，1949年以后的三个政策对“文化大革
命”中各派的组成与文化革命的暴烈性是
篇二:《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启示》“文化大革命”对我的启示
聋人工学院11计-2班代莉20116110摘要：“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遭受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管怎么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它都是一个十分奇特，规模巨大，并且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切虽已经过去了，但针对文革的研究和争议仍在延续，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争议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让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更让我们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的好与坏。它对中国的发展到底有没有影响？
关键字：文革发展民主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几十年，我只能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灾难，给了那时人们深刻的教训。它带来的后果简直是太严重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极大的障碍了国家的发展，让很多家庭破碎，政治动荡等等。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我们只知道它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偏离了那年的中国实际。它发展的快，脱离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而且被“四人帮”所利用。虽然现在的我们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是我们不应该否定他、贬低他、歪曲他、诽谤他。毕竟我们不是毛泽东主席本人，他的想法跟我们的不一样，在新中国成立的那几年，他面对的事情更是复杂的。
现在我想问：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议有很多说法。我好奇什么原因让他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资料上来看，毛泽东主席想改变中国的阶级情况，为什么这样说。中国是一个封建朝代漫长的国家，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使人民没有自我意识。中国古语就有“民不与官斗”的警言，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所以说，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了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人民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权力的能力，甚至他们根本不知道民主的权力蕴含的意义，他们的传统思想里还仍然停留着对古代“清官”的期盼上。由于人民的这种程度上的愚昧无知，所以旧的封建官僚主义就容易被有心人在新中国重新复活的。显然，毛泽东主席发现了这一点。他不许新中国出现这种情况，可毛泽东主席面对的那些
人自以为是“贵族”的人，他们的“自尊”让他们瞧不起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瞧不起满身汗气的工人，他们是不喜欢工农阶级领导。在他们眼中，工人农民只能是被压迫的对象，只配作为弱势群体的。
也许毛泽东主席有很深的体会，为了社会主义的江山的未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彻底唤醒民众，让他们自我觉醒起来，自我站起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但怎么唤醒民众，毛泽东主席倒是不知道，所以必须探索，甚至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所以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了让人民彻底觉醒，后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是意外，想必它不在毛泽东主席的预料之中，“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很多人丧命。。。。。。
总结资料，我想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两个字：赋予更大的民权。为什么这样说？一开始我不明白毛泽东主席这样的做法。后来看资料，大概总结了七七八八，我猜毛泽东主席想让人民监督中国，“人民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中国腐败”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如何实现监督，在我国的宪法中就已经有了答案，就是赋予人民群众更大的权利。所以说，毛泽东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希望人们觉醒，监督中国的发展。他希望广大劳动人民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以及在文化教育方面真真正正地成为国家的主人。{文化大革命起源读后感}.
为了保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中国不要重复历史性的衰弱,从文化上改革,改变民不能管官的弊病！让人民可以参与对官员的监督机制中来。人民才是人民政权的中心部分，所以人民必须积极参与进来,行驶权利。人民参与监督,问责官员,让人民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世界潮流，也是真正"民权"时代的标志。也是毛泽东主席希望的结果。
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棋子，想必毛泽东主席想了很长的时间来计划怎么下，虽然“文化大革命”让中国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是这个后果换来国家的主人民众的觉醒，和为未来的中国做了定向。
我不知道自己理解对不对？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说过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有两面性：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是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与非，只是我们的世界和价值观来评断中国的实际情况。“文化大革命”的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对于无论是人的身心还是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压迫，这场仅由中央内部的权利之争，最终使全
中国人民陷入了一场灾难之中，这是正面的说法。但从反面来说，通过这场灾难，彻底唤醒民众，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所以我个人认为只有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才会使这个灾难不再重演。
篇三:《也说文革的起源――另一个“官方”版本的解读》也说文革的起源――另一个“官方”版本的解读大凡欲了解些文革时的旧事，无有先不
知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这份正式官方文件的。
按理说，文革学，还能算门学问的话，一来涉猎极广，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等体式难以穷尽；
二来可大可小，国家时政身边琐事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原也非短小一文所能圈定，须知画
地为牢，无异自戕。反而观之，民间也好，官方也罢，充其量刻画的是万千文革的某一视角。
稍举一例，中共九大报告，如今虽不入流，名曰大错特错，想当初却也是中央头号红头文件，
轻易不能冒犯。再者，九大报告是由一群文革既得利益者拼凑而成，享有当时的“政治正确
性”，也更具于那段历史的独特亲和力。故要考察文革的发生及其诸条件，径直从九大文件入
手，不失为一捷径。一、概念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
过）在第一节开宗明义的宣称：所谓的文革“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1]
何为革命？“革命”这个词汇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有过很不一致的解释，狭义的革命与改良对
立，通常夹带有“暴力”、“激进”等修饰词，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革
命”指改变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特别是基本生产关系的变革行动，当然这是从革命所造就的{文化大革命起源读后感}.
社会结果加以论说的，也即只要达到改变“生产关系”这么个结果，手段完全是可以多样化。
有人认为，东欧苏联巨变基本上是没废枪弹，不过和平的“转轨”而已。其实东欧私有化从
根本上改变了所有制结构，又何尝不是一场广义的革命？国外早就有人形容这场巨变为“天
鹅绒革命”，我们有的研究者却避之惟恐不及，搞起“告别革命论”来，可革命是有人振臂一
呼就可告别的么？“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邓小平如是说。东欧的革命，虽称不得“无产阶级
革命”，却也大致可归为“官僚的革命”或“精英的革命”，甚或“反（向）革命”。此处提及
了当代革命的不同含义，让我们将视野回归毛泽东时代吧。毛话语中的革命，却是那么的直
截了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
文革，要书写成“真正革命”的话，必然要求符合毛对革命的基本定义。“广大的工农兵、革
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3]“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
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文革对象的圈定从一开始便倍受争议，随着运动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各级党政干部被当成“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揪出来，来自官僚层的反弹也相应
加强，并构成了文革初期的几次反复和革命委员会权力妥协的重要力量。九大报告首先引用
了毛泽东的一句原话说明文革的意义所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
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5]细心的读者可{文化大革命起源读后感}.
能发现，单论毛此话是大而无当缺乏应有的说服力。文革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是为了一
个巩固党的领导的目的，何必再捅出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
次谈话中提供了解释，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
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6]原来毛对过往运动的成效是颇有诟
病的，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均没能实现他的战略意图。
以上列举的多次运动，尽管口号不同、对象有别，却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点，即在党委的领导
下遵循权力的统治秩序逐级发动，普通群众跟着党走准没有错。时下的情形大变，毛认定党
的高层出现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7]，还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大温床。怎么办？
惟有付诸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来说是要“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8][!--empirenews.page--]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
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9]。由群众直接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这不禁让人联
想到57年的鸣放，中共号召党外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
因，那场“整风鸣放”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便为更为凶猛的反右派斗争扭转了方向。
鸣放的积极参加者少有人不带上右派帽子，经此一役，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再不敢言。时隔九
年，毛重焕活力，找到了“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最好形式”――文化大革命。文革运动
以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到69年的中共九大已进入
所谓”斗、批、改“的收尾阶段。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诉求实现了吗？《报告》宣称
本次大会是在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然而这是大可以质疑的。二、准备1967
年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0]，也是文革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年。先有造反派的
“一月夺权”，再有军队支左和二月镇反，到了七八月间整个中国都成了武斗的火药桶。国家
几近崩溃，文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痛楚已远远超出毛当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的预想。毛所采取的措施已由放到收，以求重新控制运动的进程。11月6日，借十月革命50
周年之际，两报一刊发表了《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该文总结了
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论断，首次命名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最
终在中共九大报告中给予正式的确认。九大报告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将毛泽东的《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列为其“继续革命论”的起点。这多少有点让人始料不
及，《正处》一文的发表是在1957年，提出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
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按流行的观点，该文是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丰
富和发展，实在是看不出与后来的文革有什么瓜葛。然而1957年的确是个非常微妙的年头，
此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不久，党的整风才刚起步又转向“轰轰烈烈”的反
右派斗争。毛正是在2月27日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连同他稍后的整风动员，应该说都是在扩大民主以揭露党阴暗
面的真诚努力。接着就有了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等填平鸿沟、积极进言的动人
场景，目标直指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固有弊病。而后毛的态度转折之快
力度之强却是一大谜题，通常的解释是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论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石，超出了
毛的允许范围，因而反击也是必然的。以5月15日《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写就为标志，毛的
注意力从整风运动已转移到反击右派的另一面。无论如何，知识分子鸣放的夭折同时也意味
着毛旨在改变党逐渐脱离群众状况的努力的一次严重挫败。其后反右斗争的愈益扩大化，只
是距离原来的目标更加遥远罢了。《正处》从讲话到6月19日公开发表，其间经历近四个月
的时间，“一共修改了14次。”[11]据薄一波的回忆，“修改，不仅是根据文章逻辑结构的需
要，还有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及认识的发展变化。”其中，“这段话是毛主席在看到极少数资
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而逐渐加上去的。”[12]全段照录如下：“在我
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
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
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改造。阶级斗争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
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
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
还没有真正解决。”[13]正是在中共九大报告上，反复的引用了这段由毛后来增补的话，作为{文化大革命起源读后感}.
《正处》文“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主要凭据。
[!--empirenews.page--]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得以大笔渲染，围绕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
争重重展开论述，并被归结成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14]
从报告的逻辑出发，既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势必也要有其“对立面“的存在，而事物
正是在这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报》曾提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15]，这是在1966
年8月，毛发动文革时向所有人公开宣布的目标所指。到了1969年的九大报告上，对“刘少
奇路线”的清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一九三九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推
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断，到1949年四月刘少奇天津等
地考察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谈话，均被描绘成一条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鉴于“三大改造”
的基本完成，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曾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
已经解决了”，及至《正处》的修改稿中，毛泽东公开否定了刘的论调，而认为“问题还没有
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这便是
从九大报告中所能推断的基本线索。三、脱离现实的理论文革的一大成果便是夺了所谓”资
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这是毛泽东所承认的，本没有什么疑问。问题在于，高层的夺权斗争
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换句话说，中共九大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准确地概括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四大“武器似乎从
来只是文革造反派的专利。其实毛泽东在1957年10月一次讲话中就涉及过这一概念。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
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6]毛是想将专利权授
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四大”在更早的知识分子和学生
鸣放中便出现过了。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发明――“大民主”，当时受到毛的严厉批评，长期
弃置不用，却在文革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中获得概念上的重生。遗憾的是，57年的整风鸣
放沿袭的依旧是中共老一套的群众运动，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没有从法律上保
证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也就从大的框架上决定了参与鸣放者后来的悲惨命运。毛泽东在
丧失57年开放民主实验的良机之后，又历经了平均主义的幻灭。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党内的
分化，由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领袖倾向于退却，这是毛所无法容忍的。多年来
毛便憧憬着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五七”指示可谓是他内心理想的蓝本。在新
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人人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
但人人又以一项为主，兼学别样。好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而中国恰似“一张白纸，好画最
新最美的画图”，其中的点睛之笔就是人――“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厌恶
人间一切形式的等级制，他的阶级论却又人为的将人间分为三六九等。过去搞了各种形式的
斗争，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党内的分歧，非但得不到消弭，反而变本加厉。在毛看来，对立
的一方是“修正主义”，就在党内。为了“揭发我们的阴暗面”，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
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革命。于是乎，在1957年的那次失败的预演之后，时隔九年，
毛重新将火力对准自己的党。[!--empirenews.page--]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确立
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传统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就已不复存
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仍会有各种游离的敌对分子存在，但并不构成完整的对立阶级。
这就决定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特点，换句话说，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现有制度
的主要矛盾。斯大林模式却是一种极端化了的官僚政治实践产物，其要害在于由党的中央委
员会包办替代一切。在僵化的体制下，人们发出的不同声音往往被视为“右派”向党发动进
攻，“地、富、反、坏、右”则是阶级斗争的当然对象。对于“先锋队”的官僚主义倾向，晚
年的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甚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都事先提出过警告。可惜列宁早逝后，
其他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官僚化的进程，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为这一努力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毛泽东的回应却得再三推敲，他强化了阶级斗争，也就是九大报告中所表述的“两
条路线”之争，这是继承性的一面；他又不止于此，以向“党内走资派”开战和“大民主”
而言，他的理论严重的偏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现超越性的一面。所谓文革，实质上就
是从左的极端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尝试。学者崔之元曾有惊人之语，“毛泽东对马列正统
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
不够彻底。”[17]为何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
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18]毛泽
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有深刻的局限性，但与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清谈不同，他的理论有着巨大
的社会动员能力。“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
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
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
的初衷。”[19]此处是从挖掘文革的合理因素出发进行的一番善意的发挥，假如让我们重返那
滚滚的文革硝烟，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还会有着这般诗性的幻想了。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文化大革命起源读后感}.
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运动主要的支撑力量造反派也不例外。李宪源先生曾
花了很大工夫来研究文革造反派这支奇特的力量，得出的却是充满感伤的结论：“无论从其社
会产生根源与政治特征，还是从其出现的形式、过程和遭遇结果看，文革造反派与一九五七
年受到打击的右派，几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
惜乎造反派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砸烂一个旧世界还排得上用场，被遗弃的命运终究难
逃。或许有鉴于57年一度失控的教训，毛泽东祭起“个人崇拜”这把尚方宝剑，也是于事无{文化大革命起源读后感}.
补，控制不了局面。于内，毛泽东自身的思想认识，忽左忽右，难以琢磨。在外，文革中“造
反”与“保守”对垒之激烈，各派势力呼喊着毛泽东语录撕杀成团。两派的互搏，犹如毛内
心交锋之物化，陷于继承与超越的两难处境而无力自拔。《十六条》有言：“文化革命小组、
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
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21]
为了应付67年“天下大乱”的危局，毛舍公社而取革命委员会，将选举制替换为“三结合”，
以“大民主”为始，“大专制”为终。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现实修正了理想，斗争
压倒了民主。于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诞生了。[!--empirenews.page--]
四、脱离理论的现实九大在十年文革中的地位其实相当尴尬。先看会议召开的背景，到一九
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止，在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
已成立了“三结合“的类似权力机构。当时的最高指示是：“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
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22]然而在实
际委员会权力分配当中，往往伴随的是各派你死我活的血腥争斗。委员会的权力高度集中，
排斥异己，毫无民主可言，其专制程度远甚于文革之前。有李一哲大字报为证，“复辟行动是
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23]毛此时已锐气
大减，为了维护国家必要的统一，尽快恢复党的组织系统，只有默认这个局面。事实上，到
了1969年，群众运动的能量几近耗尽，文革所剩下的惟有狂热的个人崇拜。刘少奇是下台了，
可毛的政治地位稳固了吗？历史偏偏开了个最为残酷的玩笑，1971年林彪爆炸，举国震惊，
人们信仰由此坍塌。李一哲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有这样的比较：“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
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
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
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24]该篇发表于1974年，行文自也无法摆脱那鲜明的时代烙印，
然文章中流露的却是社会中下阶层对文革颇具代表性的另类看法，其观念之独到，见解之深
刻，就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确乎已难能可贵。同样是对文革动机的首肯，同样为了反对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无法抹杀各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狠斗私字一闪念”，也削不
平各个社会阶层所持的特殊利益动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是一场不成功的“大民主”实践，
完全是因为它只具有一幅迷人的空壳。不同人物打的招牌背后，有着很不一致的实际要求。
毛泽东深知，他要想最广泛的发动群众，仅仅靠近年所积累的“个人崇拜”作为资源是远远
不够，他必须放权于民，允诺一个理想的社会图景。既然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因其私有制的经
济基础而大打折扣，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理应涉及面会更广，更为深入。毛正
是这样阐述他的“大民主”思想：“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
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
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25]毛的理念在文革初期获得了广大民众强有力的呼应，很多造反群体沿着他的思路走得更
加遥远，念念不忘他们的“公社理想”，哪怕被扣上“极左”“无政府主义”的帽子也在所不
惜。所谓纯正的“毛泽东主义”，不是在庙堂之上，而在民间。至于身居高位的既得利益者，
如林彪、“中央文革”大员等眼里的“大民主”，绝对只是个可资利用的工具，冲击“走资派”
不妨借以用之，一旦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则毫不犹豫的将其拔除。理解了这一点，九大报告